李鸿章电报为何被日本破译？从地缘政治角度再看甲午战争

在中国近代史上，“海晏”是一艘特殊的大型轮船。这艘大型轮船建造于1874年，原来是美商旗昌洋行所有，1877年后被招商局购入，改装后航速大为提升。1886年，总理海军大臣奕譞‌“代天阅兵”，登上“海晏”首次检阅北洋水师安全杠杆炒股，第一次见识近代海军的奕譞很兴奋，认为这些“坚船利炮”可以扭转鸦片战争以来清朝在对外战争中的颓势。

1891年，李鸿章再次登上“海晏”，检阅他一手打造的北洋水师。当时，从欧洲订购的“定远”“镇远”“致远”“靖远”等舰已服役多年，浩浩荡荡列队在威海卫海面上。“那是北洋水师军容最为鼎盛之时”，历史学者沙青青这样评论。

“海晏”轮

三年后，1894年5月9日清晨，李鸿章又一次按照惯例登上“海晏”轮。这是北洋水师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检阅，不仅所有主力舰船都参加了，南洋水师、广东水师也派舰加入。李鸿章之所以煞费苦心安排这次检阅，是因为1894年初，朝鲜东学党起义已经爆发，并在5月上中旬迅速恶化。这次虽是北洋水师的例行检阅，客观上却有展示海军实力、震慑地区局势的意图。

声势浩大的海陆检阅持续了近20天才结束。李鸿章在海上观看舰队军事演习，还去威海卫、烟台等地视察炮台防御工事。他没想到，这将是自己最后一次看到这支舰队。

检阅后不到一个月，东学党起义军攻陷全罗道首府全州，朝鲜政府请求清朝派兵驰援，日本也以保护使馆和侨民为由，派遣大批军队入朝。朝鲜内乱平定后，清政府要求日本撤军，日本拒绝，理由是“帮助朝鲜独立和改革”。中日双方兵马在半岛对峙，形势顿时紧张起来。

1894年7月23日，日军武力占领朝鲜王宫；7月25日，日军在丰岛海面袭击清军舰船，双方进入事实上的战争状态。8月1日，两国正式宣战。随后，战争的发展完全呈一边倒的态势。战至9月，在经历黄海海战与平壤战役的失利后，清军在海陆两方面都陷入危局。之后，日军不仅将战火引到中国境内，还先后在旅顺与威海卫登陆。1895年2月，刘公岛沦陷，北洋水师全军覆没。

在北洋水师大阅兵后仅10个月，李鸿章以清廷全权代表的身份，再次登上“海晏”轮出海，只是目的地变成了日本的马关。“海晏”的船籍也改属德国洋行，改名“公义”——甲午战争爆发后，盛宣怀担心招商局的船只遭日军扣押或击沉，将不少商船名义上卖给欧美洋行，以期自保。经一个多月谈判，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签订《中日马关条约》。

黄海海战的场景（摄自“西京丸”）

近代史上，甲午战争影响深远，改变了明朝末年以来的东北亚地缘政治格局，一直是学者研究的重点。作为长期研究东亚近代史的学者，沙青青在看史料的过程中，留意到这艘叫“海晏”的轮船。“这条轮船充满了象征意义，见证了洋务运动以来的中国历史，是近代史的一个隐喻。”他的新书《甲午：摇摆的战争》开头，就以1894年5月9日清晨李鸿章登上“海晏”，参加北洋水师的海上大阅兵为楔子。

沙青青说，写《甲午》时，他有意减少战争史的叙述，更多集中在战前局势介绍，包括中日双方的决策过程，以及受到哪些国际局势影响。他不仅写了当时清廷内部围绕战与不战展开的制衡、纠结、摇摆，还写了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如何在外交、情报、军备上处心积虑做侵略准备。更重要的是，他把甲午战争放到当时的国际局势和国际关系中重新观察。“我的一个观点是，如果没有英美列强竞争势力范围的国际背景，战争未必在那时发生——日本是在获得英国的默许后才开战的。”

《甲午》一书以“永无宁日”作为尾声。沙青青说，清政府战败后支付的巨额赔款，相当于当时日本政府三年的财政收入总和，几乎让日本一夜暴富，从政府到民间都充满胜利的狂喜。赔款的84.7%都用到了军事上，日本拿去购买了大量军舰，从此跻身世界一流海军强权。

1895年1月20日，日军再荣成附近登陆的场景

10年后，日本又在日俄战争中击败沙俄，跨入“列强”行列，实现所谓“脱亚入欧”，开始在军国主义道路上狂奔，直至发动“大东亚战争”。

甲午战争也影响了“海晏”轮的命运。战争结束后，它被招商局买回，作为客货船一直运营到1937年8月。淞沪会战爆发后，它和200多艘军舰与民船一起，先后自沉以堵塞航道，阻止日本海军舰队溯长江而上。

李鸿章的电报都被破译了

第一财经：甲午战争前和战争期间，李鸿章发出的加密电报均被日本破译，日本的情报渗透和获取能力为什么这么强？

沙青青：1853年，美国海军准将马休·佩里率舰队驶入日本江户海面，要求日本通商开国。面对美国舰队的坚船利炮，德川幕府选择妥协，第二年日美签约，日本被迫打开国门，这就是“黑船来航”。

后来，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变得强大，很快就学会了西方这套弱肉强食的扩张逻辑，认为如果不照猫画虎，自己就会成为被瓜分的对象。对日本来说，扩张无非就是往北走，去朝鲜，或者往南走，去琉球、中国台湾。当时，琉球和朝鲜都是清朝的藩属国，无论走哪个方向，日本势必都要跟大清发生冲突。1875年，日本效仿美国，把军舰开到汉城附近的江华岛，与朝鲜炮台交火。第二年，明治政府以此为借口，迫使朝鲜签订了《江华岛条约》，通过修约动摇了朝鲜与中国的宗藩关系。

可以说，自19世纪70年代以后，日本从官方到民间都形成共识，把清朝作为假想敌，开始长期为战争做各种情报渗透、侦查准备，掌握清政府的军事要塞、交通枢纽、防御工事、港口水深、城市地形等各方面的情报。

顺便一提，清廷当时使用以数字密码本为核心的“密红”系统。它并非现代意义上的高强度加密，一旦密码本泄露，简单换位或夹杂罗马字母也难以再保密。因此，日本的优势既来自截获通信和获取密码本，也来自清方密码更新、密钥管理和保密制度的薄弱。

第一财经：开战后，李鸿章和清政府第一时间得到的战报，很多有隐瞒，甚至是错误的，不仅对日本在朝鲜的登陆作战情况一无所知，甚至一度只能从外国人的报纸上读到日军的大致动向。日本为了甲午战争有长期的周密准备，当时清朝也有主战的声音，就完全没有情报搜集体系吗？

沙青青：日本在华间谍网经营多年，湖广总督张之洞等清朝官员，都有所警惕，但清廷统治下的各地难以有效遏制日本间谍的渗透，基本相当于门户洞开。日本在华情报网吸收了很多本地线人，与之合作的个体动机多元，可能包括金钱、利益、政治立场、地方关系或对政权的疏离等。

此外，日本学习西方，至少在形式上建立起了近代化的军事指挥体系，与之配套的还有参谋、侦查、后勤体系。清朝则完全还是仰赖传统的军事体系。李鸿章的情报来源，更多来自他的幕僚或者私人关系。而且清朝军队又有传统军队的陋习，报喜不报忧，常常谎报军情。所以战争爆发后，让李鸿章很痛苦的，就是掌握不了前线的情况。他后来回顾一生所办洋务时，以“裱糊匠”自况，认为自己所做的更多是勉强维持和修补，而未能改变制度根本。

在旅顺船坞修理的“镇远”号

甲午战争背后的国际博弈

第一财经：战争爆发前，李鸿章一直寄希望于美英以及俄国，希望他们能进行外交调停与斡旋。

沙青青：甲午战争爆发前夕，东亚地区的战略格局被中日、俄日、英俄三组竞争对峙的关系主导。1891年，俄国开始修西伯利亚大铁路，日本担心一旦铁路修通，俄国的力量很容易渗透到远东，决定抢在铁路修好之前对清政府开战。英国当时的外交重心集中在如何维护其在近东、南亚次大陆以及远东的利益，也担心西伯利亚大铁路一旦连上里海铁路，俄国就有能力全面挑战英国在亚洲的利益。

日本清楚地注意到英国的核心诉求。他们最早的作战计划是在华北、渤海与清政府开战，也可能在江浙登陆，但为了照顾英国的利益，最后把战争集中在中国北方。日本还很敏锐地注意到，英国和俄国有竞争关系，就主动对英国说，可以帮他们牵制俄国，双方很快达成默契。战争开始前，日英进行修约谈判，英国也默认了会保持表面的中立，给了日本战略上的行动空间。

配资助手

李鸿章清醒地知道北洋水师的真实战斗力，不希望爆发战争，或至少能拖延战争。但他始终还是“以夷制夷”的想法，没有真正从国际关系层面来辨析，并不真正了解英国、俄国的核心利益诉求，希望它们参与中日调停，只能是一厢情愿。

不过，对这些复杂国际关系的把握，不仅李鸿章，当时整个中国也没人能做到。清政府虽然在欧美国家设有公使，但没有真正跟列强的外交体系形成共同的外交环境。驻英公使龚照瑗不会说英语，这在驻外公使中是普遍现象，外交事务要靠通事去做。

反观日本，驻英公使青木周藏，不光会英语，整个生活作息、做派、穿着打扮跟西方人完全一样，娶的太太还是德国人。因此，日本与欧美列强的交涉、获取信息的效率，与清朝完全不一样。

这也再次说明，当时清政府“天朝上国”的历史包袱太重了，是非常不情不愿地被拉进国际秩序的。李鸿章已经算是对世界大势有基本常识的，也有才能，但在清朝的体系里，他也难有作为。

李鸿章“一个人的战争”

第一财经：所以有种说法是，甲午战争是李鸿章“一个人的战争”，你认同这种观点吗？

沙青青：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这样说。前面讲了，李鸿章不希望中日发生战争，但朝廷的心态完全不一样。当时，光绪皇帝虽然亲政了，慈禧退居二线，但她还是掌握最后的裁决权力。光绪在翁同龢、文廷式等人的鼓动下，很希望通过一场对外战争的胜利，来加强自己统治的合法性，但他们又对军事方面的实际情况一无所知，盲目乐观。很多跟光绪接触过的人也都说，他性格非常急躁，于是朝廷给李鸿章施加的压力自然就很大。

《渤海乘风图》中描绘醇亲王乘“海晏”检阅海军的情景

同时，朝廷也好，李鸿章也罢，对战争都没有做任何准备。全国层面更没有统一的领导指挥体制，也没有通盘战争规划。甲午战争中，李鸿章的淮军一度是陆战主力，但其后勤模式仍然沿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时期的传统体制，从后勤补给到军械、粮饷，全部自行在其所属地区内部搞定，国家层面没有统一的调拨系统。当年左宗棠征新疆也是这样，所以才会找胡雪岩在后方运作经营。这种情况下，李鸿章肯定有很多顾忌，受到很多牵制。这就是制度下的历史悲剧。

甚至甲午战争时，李鸿章的处境还不如平定太平天国运动时，能统辖一省之兵，军政大事一个人说了算。当时他的头衔是北洋大臣、直隶总督，同时还是文华殿大学士——文华殿大学士是首席大学士，地位相当于宰相。但李鸿章顶着大学士的头衔，却没有与之相符的实际权力，并不身处权力中枢，没有统筹调拨全国兵粮的权力，可他实际上又要负责清朝的外交事务。

第一财经：甲午战争转眼过去100多年了，这段历史大家还是很关注。在你看来，它有哪些很重要但又容易被忽视的影响？

沙青青：我在书里有一个观点：甲午战争的惯性还在影响当下。近现代东亚政治格局，现在都能找到甲午战争的痕迹或留存，包括台湾问题、半岛问题。甲午战争之后，日本变成东亚一个新的中心，认为自己是世界很重要的一级，哪怕经历两次世界大战，始终保有这样的认知。而现在的问题是，东亚秩序正处在再次发生变化的关头。